我认识一位庙港出生的香港商人,叫孙福林,比我小几岁。他父亲远走加拿大,生意做得很好。子继父业,孙福林现在是九龙科技集团和苏州九龙医院的董事长。我们小时候并没有一起读书、玩耍,但同是庙港人,可以勉强算发小。庙港镇上有个很小的面馆,一爿鸡毛小店。老板叫谭水龙,是孙福林的发小。这么算起来,谭老板算是我发小的发小。 一次,孙福林来北京,跟我说起家乡的面。他经常一大早从松陵镇赶到庙港去吃羊肉面,尤其是红烧羊肉面,吃完以后和镇上的老兄弟吹牛皮。他说谭水龙做的面条那么好吃,可连个像样的招牌都没有,于是让我给写个面店名。我想了想,就答应了。面店名是“水龙面馆”,还附了小跋:“庙港,小地方。它濒临太湖南端,景色宜人,风光秀丽,工业不发达,污染甚小。上海人点名要饮这里的太湖水,由此可见一斑。用这里的太湖水煮面特别好吃。以湖羊肉,或熏鱼,或大肉,或排骨,或鳝丝做浇头,其味无穷。从北京来庙港吃碗羊肉面,值得!”写好后,在右上角盖“万里和风”的闲章。粗心大意,闲章盖倒了,只好又盖一个。一个朝上,一个朝下。左下角署名前加了“乡下人”三个字,用了“吴江?人”的闲章,意思是,我只不过是个农民而已,不敢摆架子。 我自称“乡下人”是有来由的。1986年底或1987年春天,我回过一次庙港。那时我任财政部副部长,穿一件的卡中山装。吴江的年轻人窃窃私语,叫我“阿乡”,意思是土里土气,像个乡下人。在我们家乡,叫乡下人很普遍。我在镇上读书,吴江城里人叫我们乡下人。吴江城里人到苏州,苏州人又叫他们乡下人。苏州人到上海,一样被上海人称为乡下人。1950年我到上海读中学,上海同学背后都叫我乡下人。这样称呼,并无恶意。那时,我们家里来了老家亲戚,也习惯把他们叫做“乡下爷叔”。 我当了半辈子乡下人,觉得挺好。老了,刻个闲章,偶尔也用一下。孙福林把这幅字带回庙港,给了水龙。水龙高兴得很,怕弄脏了,特地找了一块农用薄膜包起来,用摁钉钉在店堂里。 有人对他说,“水龙啊,你真糊涂。北京项部长给你写店名,帮你做了大广告了,你连个镜框都舍不得配。”水龙想想有道理,把字裱好,配了个很漂亮的镜框,高高挂在店堂上。 消息传开后,有人专门来看这幅字,顺便吃碗面。有人还照了相,写到了书里,倒真起到了广告的作用。后来,水龙又请人把这幅字刻到木板上。字被刻到木板上,这在我还是平生第一回,挺高兴的。 最近回庙港,看到这块木板和财神爷的佛龛挂在一起了。当地有人说,别的店只请到一位财神,水龙面馆请了两位,怪不得生意那么好!其实,我只不过管过几天钱,称我财神爷愧不敢当。水龙面馆真正的财神爷,是他们家的手艺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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